雄文 渣斗为什么这样美?

雄文 渣斗为什么这样美?

我有一块南宋龙泉窑鼎盛期的渣斗瓷片,每捧于掌上,辄生不是美玉胜似美玉之叹。

极致的梅子青釉色娇而不艳、翠若凝脂,如此纯净又如此丰富灵动(如在不同光线之下)。看其断面,近白的胎土已较少紫金土的掺入、细腻而干中带润;拉胚厚薄富于变化,颈部自下而上逐渐修薄,身段曲线拿捏恰到好处;釉层极厚,有些地方隐约看出二三层的施釉。龙泉窑这时期的产品真可谓直追造化之功,而这只是一个缩影。对于这种龙泉窑渣斗,在我印象中所见皆极雅致诱人。其制作工艺之讲究体现在:一是形制古雅,虽是大口之制,但弛而有度,比例得当;二是采用多层施釉工艺,且为追求釉色的浑然一体,内外都施以厚釉;三是仅足端刮釉,不作涩口处理,为单件入匣烧制,其讲究程度甚于同时期的盖碗(罐)、直口盏之属,而形制掌握的难度超过盘洗类器物,不亚于瓶类;四是摒弃所有纹饰和部件装饰,纯以器形和釉色丽冠群芳,体现了极高的审美情趣。

然而从通常的名称上看,它却只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渣斗。它真的是渣斗吗?它为什么做得这么美?如果它确系用于承载唾弃物的器具,为何会有这么极致的讲究?这勾起了我强烈的探究欲望。

查找各类资料,发现龙泉窑这种广口尊式渣斗能见度并不高。它似乎只见于龙泉窑及宋代与官窑相关的青瓷高端产品。

——《龙泉窑瓷器研究》(中国古陶瓷学会编)中《从故宫旧藏宋代龙泉青瓷解读清代宫廷对龙泉窑的认识》一文(作者是故宫博物院赵聪月),罗列介绍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旧藏宋龙泉窑器物共25件,里面不见渣斗或尊(“尊”的称谓下文将谈及)。

——同上书第32页《龙泉窑南宋纪年瓷器简表》列出各地出土或收藏南宋龙泉窑纪年瓷器的墓葬馆藏26处,内无渣斗或尊。第75页的《各地出土南宋龙泉窑青瓷统计表》所列略有不同,亦无渣斗。

——同上书的《镇江出土龙泉窑瓷器研究》(镇江市博物馆刘丽文、余甦野)一文指出:“(镇江)市南宋文化地层、古井中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瓷片及残片较多,其次是南宋墓葬。器物品种繁多,工艺精湛,釉色晶莹润澈。种类有碗、盏、盘、洗、钵、盆、炉等。”没有提及渣斗或尊。

——杨宁波《论宋元时期龙泉窑对湖南制瓷技术的影响》一文罗列了湖南几处主要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龙泉青瓷,遍查其一、二期(分别为宋末元初及元中晚期)器物介绍,没有提及渣斗或尊。

——查《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》一书,对枫洞岩窑址出土器物概述及图例均不见有渣斗。有两点必须一提:一是枫洞岩窑址发掘清理的主要是元代以后的遗迹,书中罗列的各时期器物始于元早期,其中既无提及渣斗也没有尊。仅在“元代中晚期的产品特征”部分提及渣斗式花盆(下图),形制用途已发生演变。二是书中载有《关于清宫旧藏龙泉窑瓷器的思考——官府视野下的龙泉窑》(故宫博物院王光尧)一文,列出故宫博物院属于清宫旧藏的208件龙泉窑瓷器的年代及器型分布,其中:宋代32件中有尊1件(无图),元代16件中有尊1件、凤尾尊1件(看附图属于瓶)。由于尊式渣斗有时会被称为尊,唯一的宋代尊会不会是?待考。

——建国后,四川重庆地区藏埋于宋元战争期间的窖藏不断被发现,其中数量可观的南宋中晚期高端龙泉青瓷频频震惊世人,被指“精美绝伦”。但是,尽管所出龙泉窑高端品种丰富、有些还属于首见,这种尊式渣斗却相当罕见。如著名的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中,龙泉青瓷共有355件,里面甚至包括了荷叶盖罐、海棠式瓶(又称瓜棱瓶)、琮式瓶等稀世品种,但没有尊式渣斗。(参见董小陈、陈丽琼《长江三峡地区窖藏出土的宋元龙泉窑青瓷》一文)唯在四川什邡窖藏中发现了一件,现藏四川博物院,看图梅子青釉釉色略淡,而丽质不减。

——陕西省略阳县八渡河窖藏发现龙泉窑青瓷8件,其中有“青釉尊”1件,口径13厘米、足径9.2厘米,“釉色粉青,施釉厚,腴润深沉”。(《龙泉窑瓷器研究》第298页)从黑白的附图亦可感受到其敦厚温雅、水光可人。(下图)由于该窑藏的其它龙泉窑器物如弦纹瓶、莲瓣纹盖碗、莲瓣纹碗等与遂宁金鱼村窖藏的极其相似,因而推断其属于南宋晚期。

另一方面,我却在南宋与官窑相关的青瓷中找到尊式渣斗的身影,依稀印证了我对这种渣斗形制可能来自官窑的猜想。

郑建明《南宋时期的越窑》一文提到:在小梅瓦窑路窑址(小梅镇小梅小学)后方出土的坑状遗迹,出土200余件黑胎龙泉青釉瓷器。在14类20多种器形中,包括“尊”,看其所附彩图(下图),与龙泉白胎渣斗外形完全相同。该窑址及后方的坑状遗迹出土瓷器有早晚之别,“总体年代当在南宋早中期前后”(《两宋之际的中国制瓷业》第15页)。众所周知,龙泉黑胎青瓷走的是仿官窑或类官窑的路子,乃高端品种。同文所述南宋越窑的“高质量黑胎青瓷”里也见到了渣斗的身影:在张家地类型介绍中,线描图中称为“尊”的器物即为此种渣斗;在低岭头类型介绍中,线描图中的“尊”则是颈略长的渣斗,近似耀州窑花口尊(亦有称为渣斗或炉)的形制。(均见附图)文中称,它们都属于制作精细,胎色加深、少量深灰胎或接近于黑胎,使用乳浊釉的薄胎厚釉类青瓷,“与南宋官窑的成熟黑胎青瓷有密切的关系。”(第10-13页)

此外,上文还介绍了杭州黑胎青瓷窑址的出土,其中乌龟山窑址(发掘者认为即南宋郊坛下官窑)器物里有“唾盂”,而老虎洞窑址(发掘者认为南宋层窑址是修内司官窑)“出土量较大的器形”中无提及渣斗、唾盂或尊。邓禾颖、方忆著《南宋陶瓷史》一书介绍两处窑址所出则均有“尊”,但没有更多的介绍。在网上搜到据说是杭州出土的官窑渣斗残片,从实物判断不像仿品,但非权威资料。

综上,这种被称为“渣斗”的青瓷器物,不仅芳容难觅,而且所见均属身世不俗,和宋代官窑瓷器有着脱不去的干系。

要弄清楚这种高等级“渣斗”的来龙去脉,免不了要调查一下它的前世今生。学界普遍认为渣斗的前身是唾壶(或称唾盂),亦有不少人认为是两种不同器物。但从名称上理解,本是相同的器用;从时间上看,一先一后,说唾壶是渣斗前身,似无大问题。

最早的唾壶据说是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带有“女阴侯唾器”铭文的漆唾壶。文献记载则更早。《西京杂记》曰:“广川王发魏王冢得玉唾壶,盖此物在战国时已有之矣。”又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十六《王礼考·十一汉官仪》中记载:“武帝时,孔安国为侍中,以其儒者,特令掌御唾壶。朝廷荣之。”则唾壶的年代可追溯至西汉武帝,为洗漱的生活用具,执掌之人与有荣焉。

瓷质的唾壶(盂)两晋六朝时期相当盛行,以越窑产品居多,造型一般为盘口或敞口,短颈、丰腹、平底,盘口的据说一般带有盖子。至于唾壶和唾盂是否有分别,我看各种相关文章,有的不同器型均称唾壶或唾盂,有的同一器物给予不同叫法,比较混乱。若按三代青铜器的形制特点,壶一般直口带盖,而盂则敞口、口沿较宽且外侈、无盖。从这个角度看,盘口有盖者应该称唾壶,侈口无盖者应该称唾盂。但查各大博物馆的说明,盘口者固然多称为壶,而敞口外侈者有称壶亦有称盂,看来在实际运用中无严格分别。

早期唾壶、唾盂在唐代以后日益退出历史舞台,但叫法却一直沿用,所指器物并不确定,似乎成为一种器物类型的名称。本文为了表述更清楚,只要不是引述,一般对承袭六朝之制的唾器,盘口者称壶、敞口者称盂。

渣斗的出现确实较晚,有人引陆羽《茶经》中“滓方”一条,认为始于茶具,生产于唐代中晚期。今天所见,唐代唾壶和渣斗并存,形制更加灵活多变。我以为渣斗谈不上是另一种器物的诞生,只是唾盂的衍生变种。按说,“渣斗”者,顾名思义,其状应如斗,造型特征是口大腹小:口部外撇更甚,呈漏斗状,口径大于腹径,故以“斗”名之。宋代斗笠盏亦因口沿外撇如斗笠而命名。故宫博物馆藏北宋定窑白釉渣斗,就简直是一顶翻过来的笠帽(下图)。但查各大博物馆,叫法却变得更加不确定,称渣斗有之,称唾壶唾盂有之,更有称为尊者。

事实上,确有不少学界专业著述将“渣斗”,尤其是尊式渣斗称为“尊”的。上面引述的郑建明《南宋时期的越窑》一文就基本将南宋青瓷尊式渣斗称为“尊”。又如《中国钧瓷》(阎夫立、阎飞、王双华著)对于钧窑较多见的酷似渣斗的花盆称为“渣斗式花盆”,而该书第275页却把一件故宫博物院藏的同类花盆(书内说明底有五孔)标注为“钧窑玫瑰紫釉尊”。和上述尊式渣斗异工同曲的耀州窑花口渣斗也常常被称为花口尊,还有人将之列为炉,我以为它和尊式渣斗属于同类器物。

搜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文物库,宋代以降,传承了宋代尊式渣斗(也被称为广口尊)形制的器物很多被标示为尊,而同类器物又或被标示为渣斗。上海博物馆也有类似情况。(见下图)

尽管子曰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,但我在本文无意于器物名称上较真,却是对龙泉窑尊式渣斗产生了大大的问号:它到底是渣斗还是尊?值得注意的是,上溯唾壶渣斗的形制,我们并未能看到上游器物和龙泉尊式渣斗之间的演变关系。准确地讲,龙泉尊式渣斗更象一种复古的器物,和六朝唾器及唐季渣斗均不在一条演变脉络上。若它真是尊,作为皇室贵胄的礼器,精美若斯自不足为奇了。

说到瓷器中的“尊”,基本没有全新的自创,均仿自商周青铜器。而青铜酒器(后又演化为礼器)如清光绪寂园叟在《匋雅》卷上三十五所划分的:口小腹大者谓之瓶,口腹相若者谓之尊,口大腹小者谓之花觚。尊与卣或方彝配套使用,是尊贵的酒器。查商周时期的青铜尊,特别是大口尊,其形是青铜器里面最酷似龙泉青瓷尊式渣斗的。

在寻找龙泉尊式渣斗作为礼器尊的可能性过程中,一个重要的事实进入了我的视野——北宋中后期到南宋,宋室曾成规模地制造陶瓷作为祭器,并因此有观点认为北宋官窑就是一个专供礼器的瓷窑。如宋元丰六年(1083年)神宗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器:“本朝昊天上帝、皇地祇位、太祖位各设三牲,非尚质贵诚之义。……又簠、簋、尊、豆皆非陶器,及用龙勺。请改用陶,以椫为勺。” 邓禾颖主编的《南宋官窑》认为:制作替代铜、玉器的祭祀礼器,在造型设计上是绝对不可随心所欲的,必须严格按三代礼器的形制制作。政和三年(1113年)新造了一批力仿三代的礼器,当时称为“新成礼器”,恰与叶寘“政和间,京师自置窑烧造,名日官窑”的记载相吻合,由此可判断徽宗于政和间首创的官窑制度,主要目的是为了烧造合乎三代形制的陶瓷礼器,同时也应包含宫廷的日常用器。宋室仓皇南渡之后,高宗认为:“三代礼器,皆有深义。后世非特制作不精,且失其意。朕虽艰难,亦欲改作,渐令复古。”经过一番努力,太常寺终于在绍兴十三年(1143年)二月及四月重新颁布《宣和博古图》以改造祭器。高宗于绍兴十四年(1144年)七月八日谕宰执曰:“国有大礼,器用宜称。如郊坛须用陶器,宗庙之器,亦当用古制度。”该书认为这是南宋“袭故京遗制”在京城临安重设官窑的首要原因。《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》一书亦认为:“宋代的‘修内司官窑’是一个专门生产陶瓷礼器的御窑。”(第262页)

南宋龙泉青瓷受南宋官窑的影响显而易见,从前述实物探寻中我们也发现,尊式渣斗的身影基本只见于与官窑密切相关的黑胎青瓷、龙泉窑高端白胎青瓷。可以推断,尊式渣斗最早诞生于官窑瓷器,深受上古青铜器物形制的影响。由于官窑既生产礼器,又生产宫廷日常用器,其原本作为祭祀礼器的“尊”似非绝无可能,当然亦可能是生活用器。

南宋青瓷尊里面,名称无异议者,目前仅见类似觚的出戟尊,官窑、钧窑或龙泉窑均有生产。官窑若确有烧制祭器,尊应不止一种形制,那么它们可能是什么样子的?《宋史》卷一百零一《礼志》四记载祭祀各神位所用器物甚详:“皇地祇,大尊(即太尊、大型盛酒器,据说后来的缶属其中重要的一类)、著尊(盛酒器,即著地无足或圈足,侈口无盖无耳器,包括今所谓尊、觚、无盖圆觯等。亦有一种说法,认为即“猪尊”,类牺尊)、牺尊、山罍(即山尊,体形高而大,有双耳)各二,在堂上室外神坐左。象尊二,壶尊(郑玄注:“壶者,以壶为尊。”,包括卣、有盖圆觯)二,山罍四,在堂下中陛东。”其它神位除了这几种尊的重复,还有概尊(漆饰的酒器)、散尊(未能搜得可靠说法,未知是否山尊之误)。

可见,《周礼》所定“六尊”——牺尊、象尊、著尊、壶尊、太尊(大尊)、山尊,基本在《礼志》记载中有体现。其中牺尊、象尊为仿动物形象的酒器,太尊(大尊)、壶尊、山尊可排除与渣斗形状的相似性,著尊存在一定可能性,搜网络资料图,和尊式渣斗结构相当,器形相近,但“著”者,着地之意,而尊式渣斗形体偏小,却不似着地之物而似案头之物。甚至连出戟尊也好像无依无凭。

乾隆年间的《皇朝礼器图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14种祭器,其中著尊如下图。此时瓷器渣斗已经较普遍采用尊式渣斗形制,或说是“似尊似觚”,自不会和礼器雷同。

今天所见宋代的青瓷实物,无论官窑还是龙泉窑,和礼器相关的主要是炉和瓶(或是香具),和上述“六尊”之间实在看不到明显的关系。到底“尊”这个系列有无“改用陶”,改用陶后是怎么个样貌,以我的能力,徒生“两处茫茫皆不见”之叹。

但是渣斗和青铜器之间始终是剪不断、理还乱。清代以来有一种说法:渣斗来自青铜觚。

2014年06月25日《中国文化报》载刘英杰文《古代渣斗:饮酒器还是唾吐器物》一文,认为渣斗来源于古代青铜酒器觚,所据是近代词曲声律研究者许之衡的《饮流斋说瓷》:“觚之小者曰渣斗,明制已有之,至清逾伙,五彩或黄地碎花者均有之,渣斗之小者,则入于漱具之属,非清供品矣。”

其实许说来自清代光绪时寂园叟所著《匋雅》。《匋雅·卷上三十五》载:“觚之小者曰渣斗,渣斗之小者,则潄具也。潄具亦分二种:一为似觚者,唾水于地,不分两层,或者腹微皤耳,此中西之所通也。一为分两层者,噙净水于小盌,而唾其沫液于下层之小罐盌它安罐上,合而为一。推凿合缝乃成套之物,此则西人之所哂,皆漱具也。”寂园叟所谓渣斗,应是清朝流行的类尊式渣斗者(下图),功用和现在的痰盂无异。然渣斗之小者,则潄具也;渣斗之大者,会是什么?留下想象空间。

查青铜器的源流,在商代觚与尊的差别是很大的,燕瘦环肥一望立判。到商代晚期的青铜觚中腰甚细,但上圆下方、有棱的特征却和同时期的大口筒形尊趋同,而且出落得越发像后来宋代青瓷中的出戟尊了,但看不出向唾盂转化的趋势。寂园叟、许之衡谓“觚之小者曰渣斗”,无任何论证,且只是上溯至明制,以当时有限的史料,难成的论,恐不足以为凭。

国家博物馆藏 “蔡侯申尊”,安徽寿县蔡昭侯(前518-前491)墓出土,名为尊,似觚而较粗,是同时代的孔子所叹“觚不觚”的典型。

这里,我们不可忽略一个事实:明清时期的渣斗,口大腹小的唾盂式已经式微,尊式渣斗的形制成为主流样式,这对于后人由近及远地判断宋代尊式渣斗属于渣斗,影响也许是决定性的。

一日重翻任世龙、汤苏婴著《龙泉窑》一书,在“南宋时期的厚釉产品”一节捕捉到“渣斗”的信息。书中介绍:“敞口、扁腹,圈足。大小规格均有,形制一样。”其附图旁注曰:“浙江省博物馆藏。 器物的造型介于古代铜尊和越窑唾㿻之间,称为‘渣斗’,元人笔记云,‘宋记(“季”之误——引者)大族设席,凡案间必用筯(一作箸)瓶、渣斗’,这说明此器的用途。”(下图)

这对于有点走入死胡同的我,有种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的豁然开朗:原来此物确系渣斗,且乃大户人家所用。因为属于上流社会的饮宴用器,因而精美讲究;由于此俗并不普及,所以少见。看来我想得太多了。

进一步翻查出处,元人笔记《静斋至正直记》的完整记述是:“宋季大族设席,几案间必用筯瓶渣斗,或银或漆木为之,以筯置瓶中。遇入座,则仆者移授客,人人有止筯,状类笔架而小,高广寸许,上刻二半月弯以置筯,恐坠于几而有污也,以铜为之。”服了,原来那时候就有今天高档酒楼宴席上才使用的筷子座。

史料显示,唾盂渣斗之类一直是皇室贵族生活必需品。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史的仪卫、舆服或礼制方面专志中,所罗列皇帝或皇室成员出行配置,皆有唾壶(金元还唾盂唾壶并列),似自汉武帝以降都是必备行头,且金银器居多;或是见于赐给重臣的明器(如明代洪武二年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,给明器九十事,包括唾壶)。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,对北宋都城汴京的生活见闻记述不厌其详,卷之六“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”篇写御驾出巡:“御龙直(注:卫士)……执御从物,如金交椅、唾盂、水罐、果垒、掌扇、缨绋之类。”而在民间叙事中就少见了。宋末元初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详细记述临安城的都市生活,其卷十三历数街市所售卖“诸色杂货”,提到“酒市急须、马盂、屈卮、滓斗、筯瓶”,指的是酒楼接待需备器具,渣斗筯瓶搭配亦与《静斋至正直记》暗合。但以汴梁都市生活为蓝本的《东京梦华录》,在卷之四“会仙酒楼”篇,对高档酒楼之上“都人风俗奢侈”描述则是:“凡酒店中不问何人,止两人对坐饮酒,亦须用注碗一副,盘盏两副,果菜碟各五片,水菜碗三五只,即银近百两矣。”倒没有提到筯瓶渣斗的使用。同卷“食店”一条提到:“旧只用匙,今皆用箸矣。”或是筷子在宋代的使用还有个普及过程?南宋龙泉窑鼎盛期箸瓶较多见,可能正是此潮流的体现。还有元人笔记关于止筯的使用所述甚备,而在赵佶《文会图》所描绘的顶级宴席,虽然银筷赫然在目,但都是直接置于桌面,不见止筯。由此我们或可推想,南宋都市生活的奢华讲究或甚于北宋时期,龙泉窑尊式渣斗和筯瓶的产生,则是这种风尚的折射。

疑点一:南宋时期龙泉窑高质量青瓷渣斗(或称唾器)至少有两种形制。《龙泉窑》一书在介绍南宋黑胎厚釉类产品,既列了“唾壶”又列了“渣斗”。对“唾壶”的描述:“宽展沿若盘形,束颈直腹,圈足。(见版图52)”看附图实物(下图),䢛异于尊式渣斗,实属于唐代以降由唾盂过渡而来的渣斗。而黑胎青瓷渣斗无实物展示,介绍是:“敞口,短颈,扁圆腹,形制小,与白胎同类产品相同。”(第45页)猜测应属于尊式渣斗。不知“宋季大户”必备的是哪一种?

当我们通过宋(金)元间的绘画和墓葬,得以窥见当时人的生活场景,发现里面的唾器几乎都是口沿宽展、突出功用、谈不上美感的渣斗。

——2006年,在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的最大一座墓葬中,发现了十余件陶瓷茶具,包括杯、壶、盘、盏等,还有一件铜质渣斗(下图)。在渣斗底部堆积了一些白色细小片状物,经科学鉴定,得出的结果是茶叶。结合同时出土的茶具,专家们认为这件青铜渣斗属于茶具。

——再看1993年发现的河北张家口八里村辽代“土豪”张文藻【卒于辽道宗咸雍十年(1074)】墓。该墓令人称奇之处是墓室内供奉着一整桌定格千年的酒席珍馐。在陈列盛筵的木桌旁,有个倒扣的酱釉渣斗,亦敞口束颈式,和上述称为茶具的渣斗差别不大。

——河南省禹州白沙宋代赵大翁墓,下葬于北宋元符二年(1099)。在墓室的前室西壁,绘画了反映墓主人日常宴饮的壁画。男女主人隔桌相对而坐,桌子上摆放一只带温碗的注子和两个带托酒盏。后面男侍者(或说是孝子亲眷)手捧的亦是敞口唾盂(渣斗)。从器具可以判断,此幅壁画所反映的是饮酒的场景。(下图)

——河南焦作老万庄1号金代墓东壁壁画上,绘有一名侍从双手捧着一物。《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》中认为手捧之物为捧炉(下图),杨夏薇认为:“但从侍从手握的形状来看,这件器物的下腹部圆鼓,未见有炉的三足,因此这件器物并非为炉,是唾壶的可能性较大。”我亦尝试辨认,感觉难于确认。看旁边侍从手捧瓜楞瓶,从古人爱炉瓶配搭的角度,推测真可能是香炉。

这种敞口束颈式唾盂,我们还不时看到北宋定窑(见前文贴图)、耀州窑(下图)的实物。

从上述应用场景,我们见到辽宋金时人所使用渣斗(唾盂),无论作为漱具、唾器或茶具,均是敞口束颈式,暂未觅得尊式渣斗的身影。但上述场景也没有一个属于南宋——即青瓷尊式渣斗最盛行的时代。我试图在宋代绘画里搜寻蛛丝马迹。在网上从不同渠道搜到据说是故宫博物院藏、两宋之间曾纡题跋的南宋佚名《春宴图卷》,从中发现一个疑似宾客扭头向侍者所持唾盂唾吐的镜头(下图),尽管画面清晰度不够,但侍者所持显然不是杯盏盘碟之类,亦不见盛有食物,疑是尊式渣斗。后来又发现,此图饮宴部分的人物形象及场面布局竟与赵佶《文会图》如出一辙,而图中器具,从桌凳到饮食具却多有不同。《文会图》中侍者所捧似一钵盂,宾客则作扭头注视状。查故宫博物院网站未见《春宴图卷》,但网上来源属于正规媒体,不似伪作,疑《春宴图卷》的饮宴部分为南宋画师摹仿在《文会图》的同时,结合时俗风物,加入了自己的了解而成。然则,对渣斗的猜测难免有杯弓蛇影之嫌。

此外,对于渣斗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,以为它们有着唾器与茶具之别,非同一种器物。持此论者和《龙泉窑》不同,认为敞口束颈式才是渣斗。王军云文《渣斗考鉴》(《当代人》杂志2018年第10期)认为:“唾盂与渣斗,从一开始就是两种不同的器物。”。“从功用设置上一开始就是有区别的——唾盂的颈口大,便于承接唾物,设置盘口可以加盖;而早期渣斗则有大敞的撇口,但颈口则非常细小,利于滗茶分水。”随着“元人南下北宋式微”(注:此处有误), “……于是渣斗就从茶具绕上酒席,成为酒席宴上盛放食物残渣兼具摆设的物件。”“渣斗从茶器到酒器,不但是一场从雅到俗的‘沦落’,实际上更是社会变迁的投影。”刘英杰文《古代渣斗:饮酒器还是唾吐器物》(中国文化报2014年6月25日)也以为渣斗大小有别,分唾器与茶具。杨夏薇在《试析唾壶与渣斗的演变关系》中,引张东《瓷质唾壶、渣斗考辨》的观点,认为瓷质敞口碗状的渣斗,是受到金银器工艺的影响,“将两个已经修坯定型的敞口碗和鼓腹罐器物再组合相接,形成一个新的器型。”并认同张东将唾壶与渣斗分开,作为两个不同功用器物的看法,提出“作为茶具来使用的器物才可称之为‘渣斗’”。

上述论者均认为敞口束颈式渣斗实乃茶具。由于宋代瓷器中已见不到唐代以前的唾壶,那么尊式渣斗应该才是宋代的唾器了。实际从墓葬出土情况看,无论饮茶喝酒,渣斗都是敞口束颈式。这么多论者要把这种渣斗论证为茶具,与唾器区分开来,我以为是囿于雅俗有别的观念了:似乎作为茶具即为雅器,自然提升了渣斗的身价地位;而作为筵席上的唾器则等而下之。这其实只是观念上的纠结。

疑点二:若尊式渣斗确系“几案间必用”之渣斗,何以总是独出?元人笔记明言,大户设席的筯瓶渣斗“或银或漆木为之”,可见瓷质的或许不多。但南宋龙泉窑的筯瓶能见度和存量似乎相对较高。这可能和宋代香道盛行,筯瓶演变成为香具有一定关系。若作为饮宴用具,龙泉尊式渣斗与颈粗身矮的筯瓶(一般高度在16厘米上下)倒也是十分般配——这种般配不仅体现在使用上,还体现的审美元素的相近——均是通体光素无任何装饰,纯以形制和釉色来展现器物之美;我甚至觉得,这种筯瓶基本就是瘦长化的尊式渣斗,配套起来使用,有着燕瘦环肥般的和谐。但看四川重庆南宋窖藏出土龙泉青瓷,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了近50件瓷瓶,其中有十多件筯瓶,却无一件尊式渣斗。同窖还出土多款精美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香炉(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香炉均为仿青铜器造型的瓷香炉,计有鼎式炉5件、鬲式炉6件、簋式炉1件、奁式炉3件,产自龙泉窑的9件,景德镇窑6件),猜测这些筯瓶乃作为香筯瓶使用。陕西略阳窖藏出土了一件尊式渣斗,无常规的筯瓶。同批器物中有弦纹瓶(又称竹节纹长颈瓶)、纸槌瓶(又称长颈瓶)各一对(如下图),高度分别是15.8厘米和16.2厘米,正是筯瓶的合式高度。据宋人绘画,香筯瓶实不止一种(见下图)。此两款若充当香筯瓶尚可,若作为宴席上的筯瓶,实觉气质不符,瓶颈亦偏细不好使用。什邡窑藏出土渣斗与筯瓶各一件。然而,若如元人笔记所言,“几案间必用筯瓶渣斗”,所需应不止一套,否则难孚宴席之用。无论怎么推断,要把这种尊式渣斗确认为大户宴席上必备唾器,总觉牵强。

南宋庖厨图(上为原图、下为摹本)中,一女子手捧盘子上有筯瓶,但不见渣斗。

贵州博物馆藏遵义南宋杨价夫妻墓出土金筯瓶,此为我现场拍摄。查网上图片,原展出香筯旁还有香铲一把。

至此,对于尊式渣斗的探寻似乎没有结果。当然,亦可自我安慰道:乐趣尽在过程之中。但这一路走来,我倒不以为毫无收获。我们且来盘点一下,在哪些方面对器物规律的认知进了一小步:

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确认南宋高质量青釉尊式渣斗的确切用途,但它的贵族属性基本可以确定——至少它是贵族阶层考究的饮宴用具。从出土器物来看,虽然数量有限,但都和官窑有一定关系,均精美无庸品。

尊式渣斗在杨夏薇文中称为似“尊”似“觚”的“渣斗”。但我认为若说象觚,大敞口束颈小腹式更接近。尊式渣斗虽是广口,但口沿外展非常有度,摒弃敞口直出的斗笠式,使用优美的小撇口,因此,以“口腹相若者谓之尊”的标准,说它是渣斗,实更近于尊。由于尊式渣斗的少见,特别是目前尚未查找到墓葬出土实例,此物是否作为渣斗使用更是添上一层迷雾。

尊式渣斗浸淫了宋代士大夫极致的审美情趣——至简、至精、至雅,因而它不同于其它龙泉窑器物。和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常见的斗笠盏、光素直腹洗、纸槌瓶、筯瓶等器物一样,它们都不可能搭上通往元朝的直通车。故而我们在龙泉大窑枫洞岩遗址未觅得其身影。

现今大小拍卖会甚至古玩市场反倒时不时见到龙泉尊式渣斗,很多是制作粗劣不足观,我以为一望而可否决。撇开细节不论,有些制作稍精的仿品,形制亦每每不到位,或曲线僵硬不够舒展,或过于妖娆失去典雅气息,对此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

对于尊式渣斗的探寻,让我们有机缘了解到更多宋人在器物上审美的追求,从而进一步窥见宋人所崇尚的生活美学。

一是摹古。我们发现,南宋时包括官窑、龙泉窑和越窑的高质量青瓷,很多新出现的炉、瓶、尊,皆源自对三代青铜礼器的借鉴模仿。究其最切近的原因,是宫窑在为皇家烧制祭祀用瓷的过程中,对三代青铜器形制如何运用到瓷器制作之中进行了大量探索,从而催生了尊式渣斗。我认为,无论尊式渣斗的制作初衷是不是渣斗,其和宋人摹古有脱不了的干系。

杨夏薇《试析唾壶与渣斗的演变关系》一文中绘制了一张唾壶与渣斗发展脉络图(下图),从中我们看到,尊式渣斗(杨文称为似“尊”似“觚”的“渣斗”)作为一种“最美渣斗”,实始于宋代制造,而且诞生之初,气质就和原来的渣斗大为不同。

上图把钧窑的“月白釉渣斗”列于龙泉窑尊式渣斗之前,似乎后者脱胎于前者,我颇不以为然。据观察,很多在博物馆或书籍里标示为尊的钧窑“渣斗”,实为“渣斗式花盆”。《中国钧瓷》一书(阎夫立、阎飞、王双华著)对“渣斗式化盆”这样说:“原本是宴席中用具,但钧窑所炼制的此类物品底部均有5个呈梅花状分布的圆孔,并刻写有数字号码,可以肯定它的用途还是作为花盆使用。”(第291页)此外,学术界对于官钧的年代一直存在争议,根据官钧“渣斗式花盆”和南宋官窑同类器物颇有差距,而和明代渣斗形制更近似这一点,我不认为它们是龙泉尊式渣斗的前身。

二是尚雅。如前所述,尊式渣斗是龙泉窑鼎盛期器物极简极雅追求的一个缩影:完全摒弃纹饰和外在部件装饰,只把对于美的执着体现在抟泥成型、反复施釉、精准窑烧上,使之造就如自然天成的玉质冰肌,便如司空图所谓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,这是一种宋代器物里才有的含蓄、超逸、自信的境界,千古之下,犹令人倾倒拜服。

三是活用。这包含两层含义:一是摹古制作上的活用,一是器物使用上的活用,让雅尚回归生活层面。宋代是一个食古而能化的朝代,因此才在物质文化领域有较多美的创造。恪守古制不可能生产美的当代价值。朝廷要效法古制用陶瓷来做礼器,结果制作出来的都是古为今用的新型器物,如琮式瓶、鬲式炉、出戟尊之属,并演绎成一代经典。又如宋徽宗的《听琴图》,用铜炉插花,就体现了器用的变通。至于把礼器转变为生活用器,以满足生活情趣上的推陈出新、不懈追求,对于宋人来说是合乎逻辑的。

在对比《文会图》和《春宴图卷》时,我还留意到两图中仆役备茶的部分,虽然人物形象和动作完全相同,但对器物的描绘却各有发挥。如《文会图》中,一男童正用勺子在一个近似水盂的矮身无颈罐中舀茶,另一只手捧着茶盏,罐内显是点好的茶汤,罐子当是点茶所用的器皿。而在《春宴图卷》,这个器皿成了带颈的高身罐。再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刘松年的《撵茶图》,男侍者一手持盏,一手持水注向熟盂作注水状,而盂旁就放着一个竹筅。难道点茶竟直接在熟盂之中?三图反映的均非赵佶《大观茶论》、蔡襄《茶录》中所说的在盏中击拂,且席上宾客亦无见持盏击拂茶汤者。可见宋人点茶在器具和程式上并不死板,存在因地制宜、因场景变通。反思我辈死磕渣斗之用,或是胶柱鼓瑟了?

无疑,尊式渣斗的形制之美超出其功用,影响了渣斗器型后来数百年的走向。“明清两代渣斗也被放置于床边和几案上,以备存纳微小废弃之物,用途有所拓宽,材质也日渐多样了。”(刘英杰语)此时敞口束颈式已经消失无踪,而尊式渣斗及其变体大行其道(下图,并可参见第二节附图的各式明清尊),若把钧窑渣斗式花盘亦视为其变种,我认为也是合理的,这反映了一个成功的器形会出现向其它器物的外溢。据说慈禧是个渣斗的爱好者;近年还有传闻,我们早年的搪瓷痰盂被老外拍出天价,这都可以理解为受这种器物形制的审美诱惑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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